一生踢进1860个球的“中国球王”李惠堂，到底有多少水分？ | 叶克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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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6月5日，在海量体育新闻中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消息，大多数球迷都会错过或漠视——香港南华足球俱乐部为了为了重建足球青训系统，将退出港超联赛。

李惠堂

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以如此安静方式作别的球队，是亚洲第一支华人足球队，也是东亚历史最悠久的足球俱乐部，更是华人足球职业化的发端。香港足球的光辉岁月早已逝去，但南华俱乐部背后那段华人史和足球史，却不该被忘却。其中最不该被忘却的，就是去世已四十年的李惠堂。

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”

李惠堂祖籍梅州五华，1905年在香港出生。6岁那年，因家中兄弟姐妹过多，经商的父母照应不及，他被送回老家接受基础教育，同时也迷上了踢球。1917年，他被接回香港，考入皇仁书院。1922年，17岁的他入选南华队，担任主力前锋。

1923年5月，李惠堂第一次为国效力，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，中国队获冠军。同年8月，他随南华队前往澳洲，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踢友谊赛，上演帽子戏法。香港报刊以特大号标题，首次称其为“球王”。

球王李惠堂

1925年，李惠堂前往上海。他曾率领上海乐华足球队，在“史考托杯”上以4:1击败此前蝉联九冠的英国猎克斯队，首开上海华人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记录。此后，乐华队又夺得上海多项赛事锦标，还曾出访东南亚。当年上海滩也有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”之说。

除了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之外，李惠堂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1925年第七届、1930第九届和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，悉数夺冠。当然，当时每次参赛队不过三支。

1931年，李惠堂重返香港南华队并担任队长。1936年，他与队友自筹资金，提前两个多月出发，现在东南亚踢了27场比赛，赚取门票收入充当路费，前往德国参加柏林奥运会，但首轮即遭英国队淘汰。

抗战期间，香港沦陷，李惠堂拒绝日伪政府的拉拢，辗转回到家乡，组建五华足球队。他还曾在家门口贴上对联，写着“认认真真抗战，随随便便过年”。

1947年，42岁的李惠堂选择挂靴。次年前往英国受训，获得英足总教练证书，回到香港后创办华人足球裁判会，并连任六届主席。同年还以教练身份率中国队参加伦敦奥运会，铩羽而归。1954年，李惠堂当选亚足联秘书长，1965年当选国际足联副主席。

被粉饰的中国球王

1979年7月4日，李惠堂因病逝世，享年74岁，留下“中国球王”的身后美名。还有两个更吓人的名头：一是曾在各项足球比赛中踢进1860个入球的他，与巴西的里登雷克、德国的盖德·穆勒、球王贝利和独狼罗马里奥并列为进球过千的五大巨星。一是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足球杂志将他与巴西的贝利、德国的贝肯鲍尔、阿根廷的斯蒂法诺和匈牙利的普斯卡什并列为“世界五大球王”。

这拍摄真是够了，1米的球王……

这两个名头虽然吓人，但稍有智识者都会清楚这当中的水分。

先说“进球过千”，李惠堂身处的时代，足球水平仍在起步阶段，赛制更不完善，进球数字根本无法统计。李惠堂本人倒是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每进一球必记，但抗战期间辗转返乡时，日记本于途中丢失。后人为他一再添加的进球数字，根本没有出处。

如今被国际足联认证的入球记录，是贝利的1363场比赛打入1283个进球，可即使这一数字也掺杂了大量友谊赛进球。李惠堂踢球时所参加的比赛，正式比赛更少，而且局限于毫无足球影响力的东南亚。

所谓联邦德国权威足球杂志的评选，也可判定为“新闻发明者”的捏造。因为在网络世界里，唯一的消息源就是一篇不靠谱的中文报道。甚至连那本名为《环球足球》的“德国权威足球杂志”是否存在过，都无迹可寻。

国际足联官网有全世界球员的数据库，其中也有李惠堂的页面，但被国际足联认可的正式比赛数据只有一场，就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0：2不敌英国。
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李惠堂的吹捧者会以“仅以0：2惜败于强大的英国”为当时的中国队贴金。但从小见惯中国体育“举国体制”的他们，或许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清：奥运会从创办开始就是业余赛事，足球比赛也不例外。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英国队全部由业余球员组成，而且是临时组建。有人专门查看过1934-1935赛季英格兰各级联赛的球队和球员名单，如今的豪门如曼城、阿森纳、利物浦和切尔西等都在第一级别联赛中，曼联、谢菲联和西汉姆联队等则在第二级别，再就是分为南北区的第三级别联赛。那支英国国奥队没有一人来自上述三个级别联赛，全是业余球员。在击败中国队后，它随即就被波兰队横扫。

凑巧的是，就在那届奥运会之前，年过三十的李惠堂曾被国内报章质疑已过巅峰期，球技不复从前。也有人因不满李惠堂在报纸上所发文章，向奥委会举报他是职业球员，不应参加奥运会。不过奥委会最终认定李惠堂是业余球员，使之得以参加奥运会，但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李惠堂的足坛地位。

至于说他“铁腿”了得，传说更多。据说他曾一记近距离大力射门击中日本队门将胸口，使对方口吐鲜血。之后去澳洲踢球时只需跟对方门将说一句“我劲射时切勿以身接球，不然易断腰骨”，就让对方吓得不敢防守，连丢三球。还有一脚任意球击中对方球员头部，导致对方昏迷26小时等传说，基本就像中国武术一样，吹得玄之又玄，但压根经不起推敲，无非是满足了某些人走火入魔的虚假爱国情怀罢了。

李惠堂卧射

他在柏林奥运会后曾被阿森纳以8000英镑年薪挽留的传闻，也毫无根据。一来阿森纳不可能对一个输给英国业余队的球员感兴趣，二来8000英镑足以买到当时英格兰联赛的顶级球员。

对历史人物的过度粉饰，一向是某些国人最爱，不过据此认为李惠堂浪得虚名，倒也矫枉过正。在那段动荡岁月里，李惠堂身上承载着许多东西。

即使被粉饰，李惠堂仍是中国球员的榜样

即使李惠堂的足球生涯颇多水分，但那是时代使然，毕竟当时没有职业联赛，也没有数据网站，而且战火频仍。如今回望，李惠堂仍是中国球员的榜样。

说起榜样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拳拳之心和拼搏精神，其实这些大词虽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但只适用于中国足球乃至体育界各种赛前动员会的领导讲话，不但于成绩无益，有时还平添心理压力。

依我看，李惠堂最具榜样性的特质是有文化。尽管因为家中生意繁忙，他14岁就辍学回家帮忙，受教育经历不过是在老家梅州的几年传统教育，外加香港皇仁书院的两年中学教育，但他已可用流畅英语与人交流并演讲，还经常以中文填词作诗。

每次说起中国球员没文化，不懂用脑子踢球，就有人以草根巴西和非洲球员为例，或者说欧洲足球强国的球员也没有高学历。但他们忽视了一点，巴西和非洲球员以天赋著称，却也有无数天才因散漫和不自律而断送职业生涯。至于欧洲足球强国的球员，成熟青训体系从未放弃基础文化教育，加上良好的社会生态和文明程度，球员的素质远远高于我们。相反，中国基础教育本就缺陷多多，在价值观和逻辑思维大大欠缺，读过大学尚且未必具备思考能力，何况早早告别基础教育的球员？

也正因为有文化，李惠堂绝不仅仅四肢发达，更以善思考闻名。他著有《球圃菜根集》《足球经》《足球技术》《足球规则诠释》《杂果盘》《香港足球五十年》《鲁卫吟草》和《南游散记》等多本著作，也曾留下不少语录，其中最让今人受益的也许是一句大白话——“学好英语是很重要的。”

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，不少国内球迷对中国队寄望甚高，其中就有热衷足球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。输给英国队后，因为上半场中国队曾打进一球却被判越位，不少国人认为裁判不公。怨天怨地怨裁判的样子，似极了今人。

李惠堂作为代表队旗手，去柏林参加比赛

倒是李惠堂在报章上撰文写道：“西方的练习持之以恒，东方的队伍多是好逸恶劳、十寒一曝，如果上半场不占优势，则下半场就支持不住。西方足球职业化程度远超想象，中国队不能补足短板的话，永无取胜希望。”

八十多年前的李惠堂，就已经点出了足球发展的真谛——职业化。而他所依托的香港足球，正是华人足球职业化的发端。

香港足球的兴起与沦落

在李惠堂出生前那年，也就是1904年，南华体育会成立了华人足球队。换言之，这是一支光绪年间的球队。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它曾41次夺得香港顶级联赛冠军。

二战结束后至五十年代，南华队雄霸香港足坛。到了六七十年代，尽管星岛等球队崛起，南华仍处于联赛前列。与此同时，香港足球也光芒四射。当时的中国尚未加入国际足联，中华台北队也没有台湾本土球员，而是由香港球员组成，担任主教练的正是李惠堂。1954年和1958年，中华台北队两次夺得亚运会足球冠军。1956年首届亚洲杯，香港不但是东道主，还获得季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李惠堂于1925年前往上海，加入乐华足球队后，又有一位十六岁少年加盟南华，接过李惠堂的枪。后来他加盟广州警局队，雄霸广州足坛，再之后回归南华，也曾与李惠堂一起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。这位以头球能力出色著称的谭江柏，被香港球迷称作“谭铜头”，内地人虽不知道他，但肯定知道他的儿子——谭咏麟。

李惠堂和队友，最后一排右一是谭咏麟之父

当时的香港人也热衷足球，每逢周末球赛必然爆满，球迷甚至带着棉被半夜排队购票。若是不买票，也可以做“山大王”，即爬到山顶看球，让人想起甲A时代那些爬树看球的延边球迷。那时电视也未普及，要想获得足球资讯，就得靠报纸。每逢比赛日之前，报纸版面的分析预测文章往往多达十几版，可见盛景。

以香港的弹丸之地，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亚洲足球重镇，与经济息息相关。

早在李惠堂的时代，虽然大家踢的仍是业余足球，但已经有了职业化的影子。球员靠踢球吃饭早已成为事实，老板会以车马费为名给球员许多报酬，李惠堂虽然在银行做经理，但只是挂职，挣钱主要靠足球。

李惠堂

老板愿意掏钱，是因为看中了足球的商业性。赢了比赛，在报纸上一登，老板和企业立刻闻名全港，比做硬广告管用得多。

靠香烟广告赚路费的国足

亚洲职业足球的缘起同样在香港，1968年，香港正式成立职业联赛，一直红红火火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远东唯一职业联赛。香港经济的腾飞，也始终推动足球市场。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联赛，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联赛，设甲乙丙三级联赛，弹丸之地竟有数十支球队，乃至数队共用主场。当时的香港投资者有钱，球迷胃口高，对外援的要求也明显变高，于是便有了称雄东亚的精工队。

鼎盛时期的精工队不但集中了众多港脚，还引进过诸多强力外援，其中包括荷兰国脚数名，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曾执教中国国家队的阿里·汉，此外还有英格兰国脚摩利等，虽然这些外援来到香港时都已过巅峰期，但能够来到香港联赛，也可见香港足球的聚合作用。

只是后来有人提议缩减外援，通过各种政治打压，香港足总遂在1986年出台限制外援规定，后来更是演变为全华班，多支传统强队因此心灰意冷，宣布退出，其中不乏精工、宝路华这样的老牌球队，球市也大幅下滑。香港足球水平一落千丈，就此堕入亚洲三四流水平，再也未能重现昔日荣光。

有人认为，香港足球的没落与过度购买外援导致的财政危机有关，其实大谬，深层原因是香港足总的过度干涉。

可惜的是，尽管中国足球从1994年开始才职业化，仍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

伪职业化才是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

1994年4月17日，甲A联赛开始，中国足球正式迈向职业化，2004年改制为中超联赛。在二十多年的职业化道路中，有过甲A时代的火热，有过打入韩日世界杯的喜悦，有过一代代优秀球员，有过成都和延边这样的金牌球市，但也有过假球黑哨，有过一次次世界杯预选赛的折戟，还有一代不如一代的青训。

有人将中国足球的失败归咎于职业化，认为过高收入让球员失去动力甚至利欲熏心，赛场也不再干净，可稍有智识者就会发现，世界上的足球强国都有数十年甚至更长的职业化道路，中国足球每况愈下，不是因为职业化，而是因为职业化不够彻底，足协插手过多。

当年闫世铎豪赌世界杯，推出一系列“只升不降”“只降不升”的联赛政策，整整破坏了三年联赛的稳定性。此后，中国足协的各种奇葩政策从未停息，近几年的限外、集训队，还有早已沦为笑话的U23政策，都刷新了世界足坛的三观下限。

以行政意志为主导的中国足球，从未真正尊重过市场二字。那些把几十个人关起来训练几年，去奥运会上拿个冷门项目金牌的做法，根本不适合任何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，足球如此、篮球如此、网球也如此。

认为足球领域“黑”，多少有点装外宾的嫌疑。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，相比让球横行的乒羽项目，兴奋剂横行的举重项目，中国足球真是干净得多。

去世四十年的李惠堂，早已告诉我们足球发展的方向，那就是职业化。可惜香港半途而废，可惜我们仍然走在弯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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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编辑 | 景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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